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五、抗美援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苏、朝“铁三角”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的协调与沟通好坏,关系到战争的胜败。他们之间的联系,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为标志,前后有所不同。在此之前,金日成与斯大林直接联系,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进行有关战争的决策和指导,金日成与毛泽东之间基本没有联系,有关战争的情况,由斯大林向毛泽东作些通报。在此之后,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直接联系,毛泽东也与金日成互相联系,金日成一般不与斯大林直接联系。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之间究竟谁是核心呢?
  
  对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和主张,斯大林表示肯定和赞成斯大林在接到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援助的信后,于10月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中国出兵支援朝鲜时,就明确指出:“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时,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在三八线以南,并且大部失去联系,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完成训练,以金日成为最高统帅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控制的部队只有3个多师尚可坚持作战,已无力阻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进攻。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人民军只有零星部队配合,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但仍是以志愿军为主体进行作战,直至朝鲜停战,一般志愿军在第一线作战的为6个至11个军,而人民军在第一线作战的为3个至4个军团。不但志愿军由中国指挥员指挥,而且关于战争形势的分析判断、战争中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方针等,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等代表中国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主张,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实施的。许多也都报告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基本上都是表示同意或赞成。如在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八线后,是否越过三八线作战问题,1950年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因有事准备回国,向苏联副外长安·葛罗米柯辞行。王稼祥就朝鲜战场形势问道:“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这虽然是王稼祥与葛罗米柯之间的谈话,但实际上反映了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意图。紧接着,12月5日,联合国13个亚非国家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代表团,“呼吁北朝鲜当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声明它们没有意思使它们控制下的任何部队前往三八线以南”。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拟订了如下五个条件: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中逐出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采纳上述五个条件,即可召开五大国代表会议,签订停战条件。12月7日,中国政府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五个条件,并且指出在联合国未就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拿出意见之前,不宜亮出这些底牌。
  
  1951年2月,毛泽东根据战场情况,决定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6月至7月毛泽东关于准备与美方进行停战谈判和拟就的谈判议程,8月下旬毛泽东就美方在谈判期间在中立区滋事破坏,朝中方面宣布暂停谈判,11月中旬毛泽东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将达成协议对谈判形势的估计,1952年1月和2月毛泽东关于谈判中停战安排方案的考虑,12月毛泽东关于美国可能进行大规模登陆军事冒险的判断,等等,均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的复电用词基本上是“我们同意你关于朝鲜未来战争的看法”、“对你们的建议我们没有异议”、“我们认为你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同意你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同意你所拟订的计划和你对谈判进程做出的估计”等等。
  
  金日成与毛泽东个别问题产生分歧时,斯大林支持毛泽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和朝鲜方面在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总体上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意见分歧,为能在战争中达成行动上的一致,毛泽东均将情况报告斯大林,由斯大林作出裁决。斯大林的裁决都是支持中国方面的意见,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例:
  
  一是关于组建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指挥机构问题。从志愿军入朝开始,彭德怀就主张建立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指挥机构,以便于作战。彭德怀直接或通过朝鲜派到志愿军担任联络的朴一禹,几次与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进行协商,史蒂科夫也主张建立联合指挥机构,但直到第一次战役结束,第二次战役诱敌深入已开始的1950年11月中旬,仍没有结果,并且在第一次战役即将结束时,已经发生了人民军误击志愿军事件。l1月13日,周恩来就此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彭德怀同志提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史蒂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史蒂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史蒂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胜利是有把握的。”斯大林接电后,于当月16日回电,提出同意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将此意同时电告金日成和史蒂科夫。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结束后,12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与金日成协商,组成了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实现了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的统一指挥。
  
  二是关于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是否立即发起新的进攻问题。第三次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黄昏发起,总体发展比较顺利。彭德怀鉴于志愿军和人民军在进攻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联合国军”似在有计划地撤退,企图诱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向南深入,造成志愿军和人民军侧后东西海岸防御空虚,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军优势,实施侧后登陆,对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南北夹击。而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后,减员较大,疲劳异常,急需休整补充,又因战线向前推进,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延长,且运输能力本身就弱,又遭美国空军严重封锁破坏,供应非常困难。为了避免前进过远而陷于不利的境地,并为准备进行春季攻势,遂于1951年1月8日结束了第三次战役。1月10日前后,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及金日成、朴宪永对彭德怀结束战役、停止追击均表示不满,主张立即发起新的攻势作战,并发生争执。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就曾当面指责彭德怀:打了胜仗为什么不追击?世界上哪有这种打法?事情反映到毛泽东和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是当代军事天才,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三是1952年7月关于是否接受美方提出遣返人民军和志愿军被俘人员数额问题。至1952年6月底,美方为强迫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对战俘采取法西斯手段进行的强行“甄别”全部结束。就是这样,美方“甄别”的结果,要求遣返的战俘也不是美方于4月19日宣布的7万人,而是8.3万人。7月13日,在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美方将这一新数字通知了朝中方面。在8.3万人中,有朝鲜人民军战俘7.66万人,约占应遣返人民军人数的80%;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6400人,约占应遣返志愿军人数的32%。二者比例极不相称。美方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更改的方案。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如果美方真愿停战,那么在其承认收容的11.6万战俘中,至少应提出遣返9万上下的数字,“这个数目虽还不是全部遣返,但已经是绝大部分遣返”。“我们准备与其达成协议,而将其余两万多人保留到停战后继续解决。”美方宣布的这一遣返数字中,朝鲜人民军的遣返人数和志愿军的遣返人数,占各自应遣返人数的比例相差如此之大,带有明显的挑拨性,并且是在其空军对朝鲜北方电力系统和平壤市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军事压力下宣布的。因此是不能接受的。而此时,金日成则主张接受美方这一方案,以实现停战。毛泽东、周恩来经两日考虑,于7月15日发出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致金日成的电报,对此事进行了分析,表明了态度。同日,毛泽东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电告斯大林。16日,斯大林复电,认为“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8月15日至9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主要讨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这期间也多次与斯大林讨论朝鲜的形势问题。9月初,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也前往莫斯科,中、朝、苏三国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的形势和停战谈判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对斯大林反对的个别主张,毛泽东仍根据实际执行
  
  这主要是毛泽东总结运动战期间志愿军五次战役的情况,于1951年5月26日致彭德怀电报提出的对美英军打小歼灭战的方针。5月27日,毛泽东将这个电报的内容通报给斯大林。斯大林在29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认为,这个方针是“冒险的”,很易被美英军识破,“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一旦美英军向北推进,并建立一道道防线,你们突破防线就会付出巨大损失。他建议:“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美英军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未接受斯大林的建议,而是根据战争实际情况,按打小歼灭战方针对部队进行了教育和部署。5月30日,彭德怀起草了致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的信,就是根据毛泽东关于打小歼灭战的指示,提出了“三至六个月作战方针”。在粉碎“联合国军”1951年夏秋季局部攻势后,从10月底开始直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志愿军在作战指导上就是贯彻的这个方针。
  
  总之,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和朝鲜方面如何进行战争指导,在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三人之间,形式上斯大林是核心人物,而实质上毛泽东是核心人物。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⑥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死缓”,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这样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入法律,在中国实行。

  “李奇微将军: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提高。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般地经受住又一次严峻考验。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手稿,1951年11月11日。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⑿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①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⑥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1952年10月2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4、325页。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线”。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根据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⑾李奇微致金日成、彭德怀的通知,1951年7月13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⑧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镇反刚开始,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优柔寡断,行动不力。这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⑩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⑾

  ⑨毛泽东对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3-355页。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直接指导进行的。它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紧紧握住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及时纠正各种偏向,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送来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在湘西地区的镇反中,先是存在着不敢“开杀戒”的问题,在开了杀戒以后,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报告对这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④毛泽东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15日。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朝两国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③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⑦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⑧

  这个声明,打破了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毛泽东总是这样,在一定时间,集中精力抓住一个主要问题加以解决,同时兼及其他。既不是单打一,又不是无重点地平均使用力量。一个主要问题解决了,再集中精力解决另一个主要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由此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

  一九五0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这时离十月八日毛泽东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相隔只有两天。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同志们的电报,手稿,1951年10月14日。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⑩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手稿,1952年12月20日。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手稿,1951年2月25日。

  ④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9月。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③毛泽东对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草案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9月。

  ②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电,1951年6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3页。

  ⑤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手稿,1953年4月23日。

  ⑧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月23日。

  ③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③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1页。

  毛泽东上述两项重大而有力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曾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⑥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⑩

  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在前一阶段镇反工作中,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群众拍手称快,对嚣张一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甚至会丧失社会同情。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①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⑥1952年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

  一九五一年一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朝鲜战局大势已定。毛泽东放手让彭德怀指导第四、第五次战役,自己只在最必要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或者隔一段时间,向彭德怀问一问朝鲜战场的情况。他的主要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这方面的批语和文电。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①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③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然而,毛泽东仍没有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②在这里,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⑥四月二日他写的一个批语里,再次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⑦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就在这个批语发出的第三天,三月十三日,一个严重事件在山东军区发生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经查,这个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告密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因而行凶报复,并当场自毙。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⑧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⑨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手稿,1953年3月21日。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③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2页。

  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已在认真地做抗击敌军从侧后方登陆的准备。同时,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国的反对。英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举动,以及放蒋出笼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⑤

  镇反运动在向纵深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多次提醒各级党委给予充分注意。三月十一日,他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②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③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⑦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②毛泽东致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3月23日。

  美国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会。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镇反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各地进展情况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对滞后。

  ⑨彭德怀1953年6月19日离开北京,20日到达平壤后,致电毛泽东,建议在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结束后,再组织一个第三阶段的反击作战,“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⑤[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56页。

  ⑤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②

  ⑨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①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⑦

  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联合国军”代表表示,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从此,镇反就分为外、中、内三层区别进行。外层,指社会;中层,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

  在镇反工作进入谨慎收缩阶段时,有的区、村干部群众对死缓政策产生误解,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毛泽东一发现这个情况,便立即作出解释:“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②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四月二十日,邓华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

  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各阶层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受到惩处。但在运动中,出现了量刑不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不该抓的抓了,以及扩大了镇压范围等“左”倾偏向。这种情况,一经发现,毛泽东就及时提出,引起各地注意。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⑦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4页。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原来下放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十月十六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反指示。随即,一场以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

  毛泽东在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①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③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毛泽东认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④

  ⑦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①毛泽东对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11日。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③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页。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这个计划,并在批语中讲到另一手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⑤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②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③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⑦

  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迅即作出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使对方知难而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制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有利于恢复停战谈判。这次由他指导的反对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又是一个例子。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①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⑩

  与此同时,一批潜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八月十七日,图谋在一九五0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在上海、南京、重庆、太原、石家庄等地,还相继取缔了国际性秘密反动组织“圣母军”,并将首要分子依法惩处。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②

  ①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1951年5月15日。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⑦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⑧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61页。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⑤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⑥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⑿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毛泽东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要在共产党内有清楚地认识和了解,还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作广泛的解释。黄炎培是党外人士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亲自向他作解释工作,并且送一些镇反材料给他看。毛泽东在二月十七日写给他的信中说: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②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中朝军队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本文由皇家赌场手机版发布于产品展示,转载请注明出处: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五、抗美援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