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毛泽东文革中为何翻出刘少奇致命旧账澳

  同时,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

从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

可以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饶漱石的问题,建议将会期延续,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且批评了饶漱石。

  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2、353页。)

对刘少奇的检讨稿,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①

可是,接着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却令他们实实在在的“吃不了兜着走”。

  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

其间,高岗在住处自杀未成,8月17日又在东交民巷8号的住所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

这一天,这里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者有20余人,由毛泽东主持召开。

  第392、393、395页。)

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

迫于压力,高岗和饶漱石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21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

  胡风三十万字的报告,是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间写成的,七月二十二日,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中共中央。

他在这里加的一段话,是以刘少奇的口吻写的,显然是以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口吻写的。就是说,刘少奇的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是不会有所动摇的。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同日,他致电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邓子恢同志正写社论,待社论写好后即可发表。总路线宣传要点,日内即可发出。”“中央各项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谨慎地照常进行,望勿系念!”

  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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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

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毛泽东的讲话,指明了中国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态度,并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自然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号召。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心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奋起直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宣言书。

二人没有改过自新的愿望,仍然百般抵赖,想侥幸蒙混过关。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③(③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刘少奇在报告中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对决议草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说明。

  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

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作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又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问题的提出,是从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o一九五四年三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刘少奇的发言稿上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

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

  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

图为1948年,刘少奇在延安,王光美认识了刘少奇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上,胡风同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

图为1960年夏,刘少奇、王光美与家人。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因此,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

  林、何的文章发表前,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一月二十九日,中国文联召集一个座谈会,由林默涵作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有关情况。二月二十五日,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会议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处树丛掩映的房舍。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主持起草宪法,一边还要密切关注并指导着北京的那场仍未结束、正在进行的党内斗争。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时隔12年,“文化大革命”再次翻历史旧账,把这些作为了刘少奇的“罪行”或“罪证”进行批判,而且比高岗、饶漱石对刘少奇的诬蔑、中伤、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伟大的历程。

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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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

这,恐怕是高岗、饶漱石当初所想不到的……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且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用平等研讨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讨论。

1949年3月,王光美随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从西柏坡进入北平。

  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原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时加写的手稿,1955年1月。)

对此,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对刘少奇批评过,但他对刘少奇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挖苦高岗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谈到了此事,并再次强调了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信中说:

  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

这一来,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毛泽东一句话,揭了盖子,露出了真实面貌。

  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在一下子改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为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的运动定了基调。

1967年,刘少奇开始受到批判。

  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了44天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1954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人民代表,代表全国人民投出了庄严而神圣的一票,选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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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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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亘古未有的盛事!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②(②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lO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之后,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及书记处各成员,请他们对这些修改“考虑酌定”。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毛泽东表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毛泽东叮嘱刘少奇:“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

此事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

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看了这样的材料,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认为按语不行,对舒芜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将它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他还提议党内干部要重温《联共历史简明教程》的六条结束语,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

  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

对高岗、饶漱石的联合行动,蛛丝马迹都没有逃过毛泽东锐利的眼睛。毛泽东对他们的行为看得很清楚,说他们虽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在思想、目标和行动上是一致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饶漱石自己后来也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

  他写道:“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

高岗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在会议前到杭州同毛泽东面谈。

  他说:

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和他对刘少奇的鲜明的保护态度,以及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岗、饶漱石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他们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想以“自首”的方式企图蒙混过关。可是,承认错误的时机稍纵即逝,他们错过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刘少奇的态度是非常端正的,也是非常诚恳的,也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由衷的佩服和拥护。

  值得我们注意的。”

显然,毛泽东看穿了高岗这种自作聪明式的“保护”饶漱石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二人的“攻守同盟”。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有其必然性。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2月3日,刘少奇又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终于自食其果。

  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

会议开幕当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概述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提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①(①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1月25日、2月5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并当面批评了他,同时也希望他迷途知返,悔过自新。但高岗执迷不悟。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毛泽东加写这段话同在刘少奇讲话稿上加写的那段话非常类似。这说明,毛泽东不希望会议离开原来的议题:讨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更不希望会议出现斗争。

  毛泽东读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5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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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对此,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但是,饶漱石只是一味地攻击安子文,以至于暴露了自己的目的。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后,高岗两次找毛泽东,要求保护饶漱石。高岗问题暴露后,饶漱石也为高岗“申冤”。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①(①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刘少奇主持起草了这个决议。这实际上就是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发端。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此前,他写了一份提纲,报送毛泽东审阅。

  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

对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地深入讨论,而是被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硝烟”掩盖了,当真正进入建设时期,这些问题又都出来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他在自我批评中,除对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 、“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又作了一次检讨和情况说明外,还对建国初期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视察时的一些讲话也作了检讨和说明。

  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

在提纲中,毛泽东写了关于“左”与右的问题,提出“戒‘左’,戒右”,“超过时代,冒进,乱斗,这是‘左’,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缺乏斗争性,也不好”。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个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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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我国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等人在会议上的讲话稿作了批语和修改。其中,多是强调集中力量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才是核心问题,现在不是搞党内斗争的时候,而是需要全党团结一致的时候。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①(①毛泽东对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加写的话,手稿,1954年10月27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样的,毛泽东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上也加了一段话:

  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

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采取了谦让的态度,周恩来、朱德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但高岗却跳了出来反对,主张搞轮流。这一下子,高岗的险恶居心就暴露了。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10月22日,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毛泽东加写的“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话,实际上是通过刘少奇向与会者传达一个信息:注意当前的任务,不要离开这个任务,包括组织工作。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①(①钱三强《神秘而诱人的路程》,见《请历史记住他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7-60页。)

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尽管百般抵赖,但面对强大的压力,却仍然不思悔改。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

图为1960年代,刘少奇、王光美和孩子们在海边

  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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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月十六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十一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1954年1月15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根据中央政治局1954年1月12日的决议,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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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说明是这样的:“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①(①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关于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修改。手稿.1955年1月12日。)

1953年12月24日,中南海,同往日一样的平静,只不过,这一段时间出奇的平静。冬日的阳光也是懒洋洋的,只有北京那种刺骨的寒风飕飕地四处乱钻。

  和第一批材料相比,这次发表的大都是五十年代的信件。因此,在编者按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最后通过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四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先后发言,就高岗、饶漱石的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胡风的报告集中地对着“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艺上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③(③《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页。)

而散布名单的人无非就是高岗、饶漱石。

  转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12月29日,根据毛泽东在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的提议,针对高岗、饶漱石的一系列反党活动,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他听到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就在饶漱石借口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攻击安子文时,毛泽东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胡风被逮捕。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在肃反运动中,错误地处理了一批人,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随着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清除出党,紧接着展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使刘少奇不仅仅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也使他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地位得到了新的提高。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着,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二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一项重要内容。从九月到十二月,由周扬主持,先后召开四次文艺界的谈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几天之内,毛泽东审阅了决议草案并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的内容表明了毛泽东在党的团结问题上的看法。一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另一处是: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言辞犀利地警告高岗、饶漱石:“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毛泽东看到这封来信,当即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①(①毛泽东在一封人民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53年3月4日。)说明毛泽东已在关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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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

毛泽东在这份发言提纲上加写道:

  在结束语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把胡风称为“反革命”。他写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和结束语的修改,手稿5年5月。)

毛泽东写了一份在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就高岗、饶漱石有无反党联盟的问题,他认为是有一个联盟的:“从财经会议高饶同时发动反对所谓刘少奇宗派的活动看来,从组织会议饶漱石与张秀山配合反党看来,从饶漱石的话‘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看来,从高、饶都利用安子文同志的那个名单看来,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一事看来”,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有一个联盟,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

  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栽此文。嗣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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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和林默涵看到这些信件后,决定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并加写了按语。五月九日,周扬将这些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至此,高饶事件作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作为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的“插曲”,以高岗和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的败露和失败而告结束。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初步展开的时候,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又开始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

  可是,一个情况的出现,使对胡风问题的定性骤然发生重大变化,从批评他的文艺思想和认为他存在一个宗派小集团,演变成对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清查。这就是从舒芜那里得到的胡风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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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信件最引人注目,也是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信中使用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问题改变定性的关键材料。

但是,事情远未结束。刘少奇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被高岗、饶漱石抓了“小辫子”,有些的确是失误,有些却是正在或者即将需要探索的问题而未形成定论。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事实面前,高岗、饶漱石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但仍避重就轻,百般抵赖。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而且,这些问题,尽管刘少奇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和诚恳的检讨,应该说就他的问题应当就此打住,但是,并没有对刘少奇的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着重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留下了一个“尾巴”。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着,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毛泽东表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

  这时,胡风听到了风声,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希望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①(①胡风的声明主要内容是:“这个’材料’(指《三十万言书》)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一月十五日,周扬就此问题写报告请示陆定一并转毛泽东。周扬在报告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陆定一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可以登载的。”毛泽东也在这一天将这个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他在批语中写道:“(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②(②毛泽东对周扬关于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1月15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在全会上的检讨稿。1月16日,刘少奇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并在电报中说: 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毛泽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个人的。他在信中说:

  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王光美、刘少奇一家与宋庆龄有着深厚的友谊。

  这次座谈会,把胡风文艺思想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用旧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第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

图为1960年代,刘少奇、王光美与刘涛、刘平平。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高岗和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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